证的病理模型在方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中医是“辩证论治”，治随证变，效因证移。过去开展方剂药物药理研究，多采用正常

动物、急性解剖、离体器官、“病”的模型，由于忽视方药产生疗效的特定内环境，不

能全面反映中医治疗学特色，往往导致实验结果与临床疗效间的差距。

例如，石膏清热泻火，历代医家推崇备至，但解热作用至今未在实验室证实。研究发现

，石膏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伤寒杆菌、福氏痢疾杆菌等九种常见致病菌无抑制作用；对

伤寒甲、乙菌苗引起的动物感染无退热作用，虽有人证明石膏退热与安替比林相同，但

作用不持久。大黄是治阳黄主药，有报道大黄治传染性肝炎湿热型110例与该用而未用的

66例进行比较，用药组黄疸消退与血清转氨酶活力恢复均较快；但对用四氯化碳造成中

毒性肝炎小白鼠，有纳呆、体重下降、毛脱、神萎虚象时，投之反而加速死亡，用补肝

片则可减少死亡率或减轻肝脏病变。又如，临床观察六味地黄丸对肾上腺皮质、交感神

经功能紊乱有一定调整作用，正常动物实验却不可能得到证实。以上提示药理实验旧法

有改革的必要。

机体是多层次的立体网络系统，各个部分有着互为前提的纵横联系，人体正常生命活动

靠各器官组织共同协调活动来实现，任何部分离不开整体，局部变化是整体的一种反映

。中医辩证有明确的整体观念，只有模拟“证”的特点，复制模型，才能较好地表达整

体对局部的影响，以阐明方药的复杂治疗现象。

如同样是高血压模型，六味地黄丸只对肾动脉狭窄型有效（相当于肾阴虚型），而肉桂

、附子则对肾上腺皮质部分灼伤型有效（相当于肾阳虚型），交叉使用，病情恶化。若

恶化后调换使用，病情又可显著改善、血压下降，说明两种高血压模型由手术、灼伤损

伤组织产生的内部阴阳失调性质相反，两方对正常动物无降压作用，故其降压机理不是

直接扩张血管，抑制心肌收缩力或简单地抑制血管运动中枢，而在于改善机体反应性，

调整内环境平衡。

中药对机体多属慢速调节，作用缓和、副作用小、生物活性物质含量甚微，在生理状态

时往往不能显示作用，只有在病理情况下才有显著效应。因此，“证”的模型在验证药

物作用方面有着独到的优越性。

如生脉液对正常动物升压不明显，需在心源性休克动物模型（心衰气脱证），才表现强

心复脉作用。黄芪用于病毒感染正常动物时，降低死亡率27.2%，若先用小量病毒攻击，

复制虚证，再服黄芪则死亡率降低42.8%。黄芪是肾炎主药，对虚证明显的抗肾抗体性肾

炎病兔，加速尿蛋白消退及肾小球荧光消失，虚证不太明显用之则病兔反而加重局部的

抗原抗体反应。又如，助阳药提高肾阳虚动物耐寒能力，却对正常动物无作用，甚至削

弱耐寒能力。

双向调节是中药特有的治疗现象。它是机体恢复对内、外环境变动自我调节控制能力，

通过神经、体液系统和各种复杂生理过程的相互作用，维持机体相对稳定的结果。国外

提出人参、刺五加适应原样作用，认为滋补药增强机体非特异抵抗力，才有这种现象，

但中医强调阴阳平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实际上许多不同性味药物在这种观点

指导下作用，也有双向调节作用，证的模型为这类复杂的治疗效果，提供实验见证，为

进一步探讨作用机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注射甲状腺素造成小白鼠实验性甲状腺素过多和灌服甲基硫氧嘧啶造成小白鼠实验性

甲状腺素过少，原来是迥然不同的两种疾病模型，但从中医角度属同一虚损类型，助阳

药使貌似对立的病理趋转正常或接近正常。

中医认为“天人相应”，春夏秋冬时令气候变化，影响人体阴阳盛衰，即可改变器官组

织反应性。《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

”秋冬气候寒凉，人体阴盛阳弱，慎用寒凉药，春夏气候温暖，人体阳盛阴弱，慎用温

热药，主张“法于阴阳”，“顺应天时”，“以从其根”。证的模型和证的指标由于注

意内、外环境种种因素相互作用，便于阐明四时用药宜忌的原理，对人体生物节律概念

将作出补充，促进时辰药理学研究发展。

例如，动物服用温补药组成的痰饮丸，在气温低的环境中（0度±2），死亡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而在气温高的环境中（45度±0.5），死亡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滋阴药改善阴虚

动物病情，在6、7月份明显，11月份服药动物多有腹泻，体重下降，反而不如不用药的

对照组。

西医辩病重视原发病灶特异性，深入了解形态学变化。中医辩证把握器官组织功能变化

，而这些往往出现在矛盾激化、形态变化之前。用中药后病人主观不适明显减轻，病情

得到控制，不致于发展，在恢复期有时器质性损害虽无明显恢复，器官组织功能紊乱已

有一定好转，机体代偿适应能力有所提高。再如，中药奏效（尤其是滋补药）一般缓慢

，药效发挥需一定时间积累等，许多存在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如何来评价效果，选择

指标，“病”的模型就有局限性，“证”的模型却能客观地作出说明。

例如，利血平降压而不改善肾功，肾阴虚高血压模型（神经原性或肾性高血压）提示伴

有性腺、肾脏、神经系统功能改变，六味地黄丸通过综合调整作用产生降压效果。又如

天麻钩藤饮在降压的同时，改善高级神经中枢大脑皮层功能紊乱，有时实验犬高血压没

有降下来，反映大脑皮层活动的指标已有明显改善。

由于“证”的模型可以在不影响机体状态的情况下，慢性整体观察，探讨机体反应性问

题，“证”的指标又从多方面、多变量、多层次反应机体功能代谢变化，这就很大程度

上弥补了病的模型不足。

总之，采取多种途径、多种方法复制各种“证”的病态与临床见“证”进行对比，对阐

明药物治病原理、拆方了解配伍性质、认识方药对机体反应性的影响，系统比较诸如热

毒证、湿热证、血热证、阴虚证、阴虚阳亢证、脾阳虚证、寒湿困脾证......的特点，

探讨证型转化规律和转化所需的条件，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人称实验动物是“生物试剂

”，这种比喻，有一定道理。“证”的模型为探讨各种治法、方药之间内在联系和区别

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筛选有效方药、创制新方、优选配伍、确定剂量、选择用药途径、

控制制剂规格等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所以，“证”的模型一出现，就活跃在中医研

究各个领域，展示强大生命力，是不难理解的。

应该说，西药除了抑制病因及对症治疗外，同样不同程度影响着机体反应性。因此，我

们在运用西药时仍不能满足于辩病识“用”，也应当辩证识“性”。观察角度不同，意

义就不同。证的模型对进一步认识西药性能，做到临床合理运用，提高疗效，减少副作

用，是有益的，并为中西药有机组合，发挥各自优势，创制新方提供理论依据。

上海第二医学院用大剂量皮质素给小白鼠注射，复制“类肾阳虚”模型，经三千多只动

物实验，证实助阳药能纠正虚象，降低死亡率。从中得到启示：即绝大多数都有它的原

发病灶，同时又相应存在整体阴阳平衡失调，两者互为因果，构成了疾病的基础。他们

用西药治疗某些疾病的原发病灶，用中药调整阴阳平衡，在实践中果然取得显著效果。

刘永教授编写